宋朝，特别11世纪从宋真宗到宋仁宗的年代，是我国前史最典型的学者和政治家合一的年代。其时最有名的政治家简直都是大学者，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皆是。在群星灿烂的大宋政坛中，司马光便是其间之一。他专心为国，志存高远，敢言直谏，可谓纯臣模范；在晚年更是掌管编成了史学巨作《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被称为“皇帝教科书”，这是一部浓缩了我国古代政治运作、权利规律的史学巨作，也是古代帝王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必读之书。那么一千年后的咱们，应该怎样读懂《资治通鉴》？

东方学习读书会现场

12月21日，第47期东方学习读书会在上海浦东图书馆举办，复旦大学前史系副教授姜鹏携新书《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做客读书会，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尚君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了解《资治通鉴》，钩沉隐性的史料价值，参悟个中三昧。

《稽古至治：司马光与〈资治通鉴〉》

姜鹏师从经学史咱们朱维铮，专研我国传统文明。他从2007年起研讨《资治通鉴》，曾承当教育部青年项目“唐宋政治思想转型视域下的《资治通鉴》”。“经典”“史学”“传统”，是姜鹏为《资治通鉴》总结的三个关键词。

什么是“史学”，姜鹏以为榜首是实在性，第二则是研讨这段前史的前史学家和那段现已产生过的，不行改动的前史之间的互动关系。 “同一前史人物，同一前史年代，不同的前史学家站在自己的情绪上有不同的了解，而终究在前史学家那里沉积下来的，便是他是怎样了解这个年代。因而，一切的经典前史作品，必定会告知你这个前史学家他的价值导向是什么，他的判别标准是什么。所以咱们看到的一切前史作品，可以说都是一种前史知道。”

姜鹏以为，当今史学界关于司马光的情绪是比较缄默沉静的，其间存在着一种成见。“这种成见，它产生于传统史学跟现代史学之间的不同。现代史学家总觉得自己站在一个高地上，从方法论、理论、视界等各种视点，去仰望前人。所以抛开这种高傲的成见，假如咱们把这三个词汇好好地解析一遍，你就可以发现《资治通鉴》作为经典传统史学作品的根本特色。”

司马光

寻求实在性vs对实在性的逾越

从对实在性的寻求这个视点来讲，在传统史学傍边，司马光《资治通鉴》现已极具模范，做到极致。而《资治通鉴》作为传统作品的别的一个特色，便是前史实在性的逾越。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意图，现已在书名中充沛展现，作为其时现已十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谈论前史的时分，他不行能不把自己的一些理念、价值导向，隐含在叙说前史的进程傍边。

姜鹏举例，当唐太宗李世民仍是秦王时，跟他兄弟之间的奋斗十分剧烈，传闻他曾找来李靖和李勣商议，两人都是唐初名将。但关于此事，唐人记载中呈现了两种不同的说法，一个是晚唐史学家陈岳的《统纪》，他说李靖和李勣传闻这个工作今后十分活跃，自动跟李世民说，咱们乐意帮你去搞定，“靖等请申犬马之力”。别的一个是刘餗的说法，他说李世民找李靖跟李勣去商议，成果这两个人都推托了，表明这个工作咱们不参加。这两个版别中人物形象彻底相反，前者名利，后者高风亮节、十分宽厚。

司马光是怎样确认的呢？他十分安然直接地说：“二说不知道谁得其实”。清晰告知世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不知道，但还得有个判别，得挑一个写进《资治通鉴》里边。司马光以为：“然刘说近厚，有利风化，故从之。”

“司马光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但作为一个儒家士大夫，他有十分坚决的价值理念，已然这个故事有教化效果，那就写进去。司马光从来没有藏着躲着，我觉得这个便是咱们今日应该敬服传统史学家的一种格式。”姜鹏说。

在《资治通鉴》154卷中，司马光还十分具体地记录了整本书仅有一个鬼故事。北魏后期的城阳王元徽，被他协助过屡次的手下寇祖仁害死了，寇祖仁把他的尸身送到别的一个反叛的军阀那去讨赏钱。然后城阳王给这个军阀托了一个梦，跟他说“我给寇祖仁留了许多财宝，他光把我的脑袋给你了，没有把财宝给你。”终究寇祖仁由于没有钱凑不齐这个数，被军阀杀掉。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因果报应的故事，源于闻名的释教典籍《洛阳伽蓝记》。

“司马光是不信鬼的，他不信任释教因果轮回那一套，宋代的儒学便是建立在批判梵学的基础上逐渐老练起来的，所以他不行能承受这套东西。那么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边，正儿八经讲了一个连他自己都不信任的故事。那怎样了解这个工作？”

姜鹏提示读者应该留意两点。“榜首，司马光十分认真地在寻求实在性，寻觅前史本相。第二，由于他有更高的方针，所以他可以关于这种实在性，具有一种逾越的情绪，逾越简略的实在性逻辑，这个是传统史学的一个特征，跟现代史学是不一样的。所以咱们有必要站在传统这个视点来了解，司马光是一个士大夫首领，他写这本书有十分清晰的政治意图，才干一起了解并承受这两个方面。”

“在咱们今日的史学家看来，这点必定便是犯规了，你不能去讲一个你自己都不信任的东西。可是司马光以为，这个故事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面向十分广，具有包容性。在《资治通鉴》傍边，关于实在的寻求和对实在的逾越一起存在。只要这样，咱们才干够全方位地来了解《资治通鉴》的特色，以及对咱们今日的影响。假如咱们只把《资治通鉴》看作史料，是一种严峻的偏失。”

司马光手迹

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

读书会上有读者发问，“为什么《资治通鉴》里没有李白？”姜鹏解说，文明成就和前史政绩上的奉献是两回事。“李白留给咱们更多的是他的文学作品，而《资治通鉴》是紧紧围绕前史开展的主头绪王朝兴衰，治国者学以资政，平民百姓也可以从中洞悉事态情面。”

不过李白在《通鉴考异》里被说到一笔，司马光没有办法确认永王李璘死在哪里，有没有占有南京定都，最终用了李白的一首诗。李白在政治上是失利的，所以《资治通鉴》里边没有说到他，可是用了他的诗来考据这个工作。

“还有像王羲之、颜真卿这些大书法家，在《资治通鉴》有他们的身影，但不是由于他们是书法家，王羲之是由于批判殷浩一而再再而三北伐；颜真卿则是抵挡安禄山。一切这些文明人，假如只是有文明活动，在《资治通鉴》是轮不到他们的，由于司马光是前史大师，这个文明人一起兼具着推进前史使命的话，而且参加其间了，那他就有时机呈现，这便是《资治通鉴》的根本特色。”姜鹏说。

陈尚君教授以为，司马光当年编著《资治通鉴》的时分，虽然有给皇帝作为治国参阅的价值，可是在司马光个人作品打开今后，他显然是期望精确、完整地把前史开展的进程具体地描画出来。“司马光关于前史本相的追查，在其时他是花了巨大的力气。《资治通鉴》中关于和平之世的叙说比较简略，首要介绍个中行动，以及朝廷中的争议；可是一旦国家产生骚动的时分，他会铆足一切的力气，动用一切的手法，把骚动的进程、触及的方面、各方的尽力以及评判的手法，具体地加以解说。这已远远超过给皇帝供给参阅价值的程度，也逾越了宋代儒家学者以为的要显现正统这样一种狭窄的方针。所以在《资治通鉴》的编著之中，司马光倾泻了终身极大的汗水，可以说为这部书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不为过。”

《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可是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在司马光所在的年代，大宋立朝已有百年，社会各种对立扑朔迷离。陈尚君说到，其时司马光预备写今世史，但在搜集了一些材料后抛弃了。“咱们可以了解，看前朝前史相对清楚一点，可是当朝的史事，假如只是看官方宣布的文告，是有必定的局限性。司马光的情绪是高于那个年代的学者的，十分可贵。比方在王朝的正统性上，理学家会以为三国的刘备便是正统，曹丕便是窃国大盗。但司马光不这么看，他以为一个王朝正统性的取得，有必要关于全国一切的当地取得统治权才干得到正统，而不是你自称是王族子孙或自封正统就可以，司马光所坚持的，比南宋今后朱熹等人的情绪要灵通得多。”

姜鹏进一步解说，所谓《资治通鉴》里边没有一个字讲宋代，可是字字指向宋代，应该从一个思想的观念的高度来了解这个问题。“司马光关于什么是一个好国家、什么是好政府、什么是好官员，他都有深入的考虑，你只要把这些问题了解了，才干够感觉到司马光在经过前史的写作，寄托了某一种抱负，这种抱负再来返照宋代的前史实际，或许咱们可以看到他所期望宋代的政治实际应该是怎样样。”

姜鹏说到了司马光的助理范祖禹，范祖禹帮司马光编了唐代部分，后来写了一部《唐鉴》，其间将唐代前史事件拿过来逐个谈论。“可以十分显着看出来他在借唐说宋，比方‘剥削之臣，自桑弘羊以来，未有令终者也’，这说的是王安石这派人，说他们自古以来不得好死。可是司马光关于政府的功用，以及政府应怎样办理经济是有着十分深入的考虑，从他对汉武帝年代的叙说，对南北朝时期经济现象的叙说都可以感觉到。但司马光就不会直接写，他不会用两点一线这样简略的思想去考虑问题，到了他这个火候上，看问题更杂乱了。”

司马光与王安石，为什么宋神宗挑选了王安石？

陈尚君指出，皇帝在挑选用人方面，他首先要处理什么问题，用谁更能处理今世的问题，神宗碰到一些问题，他挑选王安石。宋神宗别的一点做得不错，他没有把司马光打成反派人物，而是给他供给了条件，支撑他完结《资治通鉴》。

“至于王安石和司马光在政治建议方面的得失，在咱们现代情面绪来看，王安石碰到的问题就在于满朝都是他的学生，可是他自己心里一片苍凉，咱们不能了解王安石最终几年在干什么。可是从宋朝整个前史来讲，王安石的影响负面比正面要多，要特别了解这一点。这与咱们现在宣扬的说法是不一样的，由于到后来元祐党人被贬，特别到徽宗时期，有三十年左右的时刻根本上是王安石一党的全国。可是到了南宋初年今后，彻底把王安石一党的定见给否定了”，陈尚君说，现在干流讲前史不太讲这一段，或许是前史得失真的很难做评判。

姜鹏在《稽古至治》书中有一篇文章《司马光和王安石，谁更懂经济》，专门来谈论两个人的治国理念。司马光做宰相今后，有没有把治国的理念发挥到极致？姜鹏以为司马光仍是有一些惋惜没有做到的，原因许多，“榜首，宋神宗做皇帝的时分才十九岁，风华正茂，王安石这样大有为的变法对他更有吸引力。司马光的想规律偏保存；第二司马光做宰相只要十八个月，而且身体状况极差，见皇太后都无法下跪。没有经历过逝世的人，或许没有办法感触司马光在面临逝世威胁的情况下是怎样考虑问题的。他或许十分想在他有生之年拨乱兴治，这个时分他很着急，有些东西是过了。”

“咱们还可以看看苏东坡给司马光写的行状，朱熹讲得很对，王安石跟司马光都是少年富有，其实真实关于民间社会的了解，苏东坡比他们深入得多。读前史到必定阶段今后，要尝试着从一个人的生命体的视点去了解他，或许就会有更好的一些定论。咱们要了解风华正茂的宋神宗，要了解知道自己往日不长的司马光，他们最想得到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就可以有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