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江小涓社科院财贸所，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在我社出版《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中国开放30年社科院财贸所：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服务经济——理论演进与产业分析》等著作。

我很荣幸能作为一名作者和读者，祝贺并致敬人民出版社的百年华诞。“百年”标识了出版界的“老店”，“人民”奠定了国家社的地位。

大概在2000年前后，我参观过一次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展览。此前我知道人民出版社是国家级的大社，印象中主要出版马列经典文献、中央领导同志著作和时政类重要文献文件等。这次参观，我对展陈的多本学术巨著留下深刻印象，如范文澜先生的多卷本《中国通史》、侯外庐先生的多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冯友兰先生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孙冶方先生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其中有些书我以前读过，但对出版社没太留意。

看到这些名人名著集中出现在人民出版社的展台上，的确有些惊讶和意外，也让我明白了人民出版社选题方向的多元性和对学术著作的重视。那些鸿儒巨篇只能是高山仰止，但也萌发了希望能成为这个“大社”作者的愿望。

回想我在人民出版社出书过程中的一些情景，有两点清晰的印象和感受。

第一点是，人民出版社重视与中国改革开放重大历史节点相关的选题。我在四十多年的研究工作中出版了近二十本专著，分布在四五个研究领域中。回看我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主要是对外开放重要节点时刻的学术专著，五本书中有其四：《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中国经济的开放与增长1980—2005年》、《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这些学术著作难以成为畅销书，出版社却早早策划选题和物色作者，令人感动。

撰写《中国开放30年：增长、结构与体制变迁》这本书时，国内各界很关注对外开放中的利益得失问题，观点分散，争议不少，当时我已经离开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但感到事关重大应该发声，就约请易纲、常青、刘世锦、王子先等学者合作写了这本专著，他们都是相应领域中的资深专家，对本领域开放过程和效果的分析深入又具体，很有说服力。我撰写的部分，有针对性地回应有关开放问题的若干争论，提出了全球化的含义不仅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也是收益分配的全球化，中国作为各种要素聚集的东道国，在开放过程中获得显著收益，同时，我们在开放中大量使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也应该从中获益。这个观点在当时引起较多关注。我对书稿能否过审有些担心，但整个过程很顺利。2012年的伦敦书展，人民出版社还推荐此书参展并举办发布会，因工作原因我无法出席，出版社还特意安排，拍了英语致辞视频在发布会上播放。稍后这本书还由 Cengage Learning 出版了英文版：Thirty Years of Openning Up in China，在国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二点是，人民出版社有一批业务能力和责任心很强的编辑。

我这几本书都是由郑海燕女士当责任编辑。她很有亲和力，对出版事业充满热情，对作者尊重体贴。

我首次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是《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约稿过程我记忆犹新。2003年12月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中国经济学年会，我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发言中提到正在做这个课题，郑海燕女士也参加了这次会议。记得晚上开经济学院院长会议，结束时已经很晚了，郑海燕女士就一直在门外等我，望第一时间能约稿。回北京后又专程去了社科院财贸所找我，情真意切很能打动人。

还有，《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是“新中国经济发展70年丛书”中的一本，为了这套丛书，郑海燕女士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不仅努力说服我接受选题，还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希望我去联系（后来是催促） 其他作者，为了能与有些作者亲自沟通，她花时间参加这些作者们可能出席的会议和其他场合。我撰写的这几本书，大都要赶时点，拖延交稿对我来说几乎是常态，责任编辑就需要加班加点，但她从不抱怨，我只好每次都以“下次保证不这样”来表示歉意，并成了郑海燕下次约稿的理由。

【本文来源于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与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