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溟/文
求同于异：现代财务国家演化中的前史非决定论
作为一项准则立异，现代财务国家是怎么构成的？在这个演化进程中，对内办理与对外战役、商场经济与金融资本打开、国家办理与权利正当性等多对联系，怎么在危机冲击下呈现出前史进程的多种或许与多重途径？当社会科学家议论比如事情性、偶然性、因果进程追寻等问题时，能够忽视与事情前史进程相关的种种前史细节吗？理论应当怎么对种种“或许但却没有产生的前史”即“反现实”进行剖析与评论？
为了答复这一连串相互勾连的问题，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和文凯在《通向现代财务国家的途径》一书中，挑选了1642年至1752年的英国以及1868年至1895年的日本的准则打开事例来和1851年至1911年的清朝进行比较前史剖析，以期探求和解说在我国未能树立起现代财务国家的原因，然后协助了解打开我国家和新式商场经济体应怎么树立有用的税收准则和国家财务系统。
社会科学在进行比较研讨时，往往经过精心挑选事例来打开横向与纵向比较，深化阐释和确认许多前史现实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然后寻觅和识别出黑格尔所说的“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可是前史的打开往往难以简略区域分和识别出一因一果、多因一果抑或多因多果，甚至在不同结构、功用、准则、途径和时间性下存在同因异果、同果异因的现象。因而，在小样本个案研讨中，事例的挑选进程需求理论和经历规矩支撑，下大力气扫除伪相关要素搅扰，一起要防止把毕竟观察到的成果作为必定、疏忽前史进程中其他或许性的“挑选误差”（selectionbias）错误。
能够说，和文凯挑选这三个准则革新事例，自有其细致考虑：从初始条件上说，这三个国家在商业经济的扩张、掩盖全国的金融网络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从改变诱因上说，因为既有的涣散型财务准则不能习惯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巨大改变，“无法为国家供给满意的收入来坚持国内次序和应对来自国外的要挟”；从危机应对上说，各国当政者都活跃寻求处理财务压力的新途径和新办法，都测验了短期告贷、征收国内消费税和关税、发行包含纸币在内的国家信誉东西等方针选项，且毕竟都让直接税成为国家财务收入的支柱。
“咱们怎么才干找到一种具有时间性的因果机制，既能面临不确认性的准则立异进程中呈现的多种或许性成果，又能解说在进程结束时某一详细新准则的呈现和稳固？”正是因为坚持社会科学的前史视角、因果性、途径依托与前史非决定论，一起在国家构成与财务准则的联系上做出了必定的理论奉献，《通向现代财务国家的途径》才在2014年获得美国社会学学会颁布的比较与前史社会学的巴灵顿·摩尔最佳作品奖。
通向现代财务国家的途径：英国、日本和我国
和文凯/著
汪精玲/译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殚力竭财：国家办理、权利正当性与财务紧平衡
《汉书·食货志》说：“财者，帝王之所以聚人守位，奉天顺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在和文凯看来，国家才能与国家权利正当性联系密切，具有对内办理和对外战役两个不同维度，但二者对财务准则运作和财务发动才能的要求凹凸不同。
前期现代时期的国家才能首要表现在国内办理。清朝传统的财务系统归于典型的中心集权准则，采纳定额制办理政府出入，以地丁为首要税种并辅以盐课、关税等其他税种，长时间遵从“量入为出”准则与，每年的出入项目大体固定，出入相抵，所剩无几，因而出入缺少弹性，根本上处于“紧平衡”状况。中心在正式税收中居于肯定主导地位，一统财务出入予夺大权，上收财权并下放事权，当地财务能分配的财路非常有限，且当地收入开支遭到奏销准则的严厉束缚。
清代前期的国家权利正当性，首要经过收入端“轻徭薄赋”的财务抱负和开支端对公共工程和赈济饥馑的支撑表现出来。在财务实践工作中，当地政府采纳移动亏空、苛捐杂税、陈规陈习、额外借项、立目攫索等灵敏方法，减轻了死板的中心集权财务办理准则的负面影响，部分抵消了户部指拨当地政府开支经费与财务运作之间的张力，保证了在跨区域大型公共物品供给方面较强的直接国家才能和依托发动当地社会参加国内办理的直接国家才能。
“详细的收入金钱直接用于特定的经费意图地，而不需求先转交给中心政府”，这种被和文凯称为“涣散性财务”的状况，从实质上说，便是“国家出入有经，费用有制”的刚性出入准则不允许因事设费，中心和当地许多经常性开支、经常性费用都被经制扫除在财务开支规划和额度之外，然后只能追求财务外其他途径来处理、满意、掩盖实践开支缺口。能够说，和文凯这一观念，与何平、黄仁宇、瞿同祖、王业键、曾小萍、李怀印、岩井茂树等诸学者运用的“不完全财务”、“不稳定财务”、“非正式经费系统”、“低度均衡”、“原额主义”等剖析思路一脉相承。不过，也不能忽视申学锋等人所指出的落后农业经济和农人贫穷日子相同是财务出入失衡的重要原因。
作为西方新财务史研讨的领军人物，理查德·邦尼教授在主编的《欧洲财务国家的鼓起：1200-1815年》中，曾将欧洲各国财务分为前现代的“王室财务”和现代财务意义上的“财务国家”。“王室财务”以及前财务国家时期欧洲各国财务的“贡赋国家”、“领地国家”、“赋税国家”等细分类型，均归于以土地、人口等最原始的出产资料及相应的直接税作为财务首要来历的“古典财务”范畴。
前期现代时期英国（1533-1640）的家产制国家（domainstate）财务使王室缺少满意的经常性收入，前期现代日本（1640-1858）近似联邦制的办理层级让幕府对台甫领主统辖区域没有纳税权，因而难以供给海港疏浚工程、河塘崩塌修正工程、修堤添加农地等跨区域公共设施和跨领地公共物品。比较之下，前期清朝（1684-1820）的中心政府在跨区域财务发动、供给大规划公共物品等方面的国家才能更强，但当地政府没有满意的经费满意社会公共物品供给的需求，不得不需求民间社会一起参加当地性水利工程等公共事务的兴建和修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事例在前期现代时期的财务系统，尽管都以维护公共福祉、树立家长式国家权利正当性为政治条件，但只不过是静态不变、死板软弱、缺少灵敏弹性的“古典财务”罢了。
移缓救急：途径依托、准则惯性与立异缺失
“兴旺的商场经济自身并不必定意味着国家财务准则的现代性”，和文凯以为，与“古典财务”比较，现代财务国家具有“用会集征收的直接税从商场集结长时间金融资源”的鲜明特征：以会集办理的纳税官僚准则为根底，以会集征收的直接消费税为担保，从民间金融商场征集长时间贷款，极大地增强国家的财务发动才能和资源使用功率，“大大增强了国家才能和自主性”。
1642年迸发的英国内战、1868年产生的明治维新以及1851年鼓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均带来了既有准则的功用失谐和结构性的财务困难。只要在政府遇到严峻的信誉危机（creditcrisis）时，一系列应对危机的准则革新才有或许毕竟孕育呈现代财务国家，“可是，当咱们真的回到充溢不确认性的要害节点，透过前史举动者的眼睛向前看时，咱们会发现自己处于具有多种或许性成果的情境中”。
和文凯着重，“通向现代财务国家并没有一条单一线性的途径”。工商经济打开、跨区域交通与金融汇兑网络、便于一致纳税的税源地舆会集度、存在纸币流转等各方面的特定社会经济结构均有或许构成束缚或许助力，举动主体的理性核算、准则规划、利益考量等许多要素也有或许在前史情境中打开其自有头绪。现实上，“三个事例准则打开的毕竟成果和进程次序却各不相同”。
当遭受信誉危机时，本来过火依托短期信贷的英日两国，都有着激烈的动机去一致税制、会集纳税，这进一步增强了其发行长时间债券的才能。英国在1642年内战之后改变为树立在税收根底上的传统租税国家，并在1680年至1760年间进一步转型为现代财务国家，其政府债款的主体改变为由会集征收的直接税所担保的年息约为3%的永久债券，较好地保证了英国18世纪对外战役的巨额经费。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债款的主体来自不兑换纸币的很多发行；到了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府能够会集纳税、发行长时间国内公债、经过新树立的日本银行发行可兑换纸币，也逐步树立了现代财务国家系统。
军事需求相同驱动了清政府告贷，但“与英国和日本构成激烈比照的是，直接税的添加和用汇兑来搬运政府税收的准则革新在我国并没有促进财务进一步会集化办理”。鸦片战役今后，清政府的税收系统逐步从依托地丁赋税转为以厘金和关税等直接税为主，但缺少会集规划出产的大宗消费品供政府就产地纳税。这种中心办理下的涣散型财务运作，实质上仍是传统财务国家“古典财务”的连续。
依据《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我国财务与经济》作者彭泽益的研讨，为打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及其他小规划起义，年收入仅4千万两白银的清政府，从1851年至1868年的军费开支总额高达3亿两白银。为敷衍窘境，清朝统治者曾测验发行纸币和铸造价值降低的铜钱铁钱。但无知、无能、无责任感、信誉下降的晚清政府，恰恰挑选了一个最不应首要进行商场化的范畴进行了放权式革新，政府在发行钱银补偿财务赤字和坚持钱银的可兑换性之间骑虎难下、陷于两难地步，毕竟这次钱银实验“以灾难性的失利告终”，妨害了一致的信誉钱银系统的树立，由此导致政府对金融东西的失利回忆和不信任心思，未能将信贷东西引进财务运作以添加外债与发行长时间国债。归还公债与利息的使命被中心分化给各个当地政府，也严峻危害了清政府的全体信誉与举债潜力。
在1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清政府4400万两白银的短期贷款中约有77%用于军事意图，这些告贷大多是以关税和厘金收入作为担保，“清廷的威望满意保证其能和谐各省督抚和海关税务司以保证准时归还外国告贷”。但因为国家财务和民间金融的结合缺少，加之捐输、捐纳、捐赈等等传统的非正式收入与经制外筹款途径行之有用，清政府并未像日本明治政府那样经过发行长时间公债来从商场集结金融资源，更多地仅仅由国家有限的财务盈利来支撑各项建造、办理开支与军事金钱。
财务转型的另一要害之处，在于中心与当地的博弈进程及成果。陈锋在《我国财务经济史论》中指出，清代前后期中心财务与当地财务的联系大为不同：清代前期户部能有用地施行操控，清代后期则表现为中心财务运作失灵和财权下移。和文凯指出，鸦片战役前单一的中心集权财务逐步改变为中心和督抚的财务分权准则，19世纪后期督抚的“移缓救急”成为支撑户部指拨财务顺畅运转的中心要素，这既使中心政府难以有用办理财务资金，又因为能在短期内敷衍国内办理和军费集结的紧迫需求而构成了巨大的准则惯性，进一步阻止了晚清向现代财务国家准则的改变。
成功也是失利之母：“上下相维，表里相制”的崩塌
“任何对十九世纪晚期我国国家才能的点评，都需求能够一起解说清政府在直接税征收和短期贷款方面业已获得的成功，以及在财务会集办理和国家长时间信贷打开方面的缺点”。清政府在“古典财务”时期财务运作可谓成功，财务发动才能可谓超卓。但晚清政府在对外方针上的保存态度、对日本张扬国权战略的误判和对提高海防紧迫性的知道缺少，使户部指拨的涣散型财务准则，仅能大致满意国家办理的根本需求而未考虑到扩军备战的需求；与此一起，不具有财经常识、理财技术和数目字办理经历的户部主官，也添加了户部方针拟定的保存性。
现实上，地缘战略的进退与国家才能的强弱、财务系统的真假之间也存在着双向张力。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前史系教授李怀印就曾论述，恰恰是其特定的地缘格式和资源禀赋所孕育的低度均衡的财务系统，使清朝对18世纪晚期现已显现出来的人口压力和19世纪40年代突发的地缘危机，缺少准则上的预备和有用的应对；而清朝地缘战略从被迫回应到活跃防护再到保存退让的改变，又反过来跟其财务结构中“供需两边均缺少弹性和扩张才能”的低度均衡机制及社会经济的支撑力度严密相关。
正如台湾“中心研讨院”前史言语研讨所研讨员何汉威所述，晚清中心既无才能也无勇气对税制特别是田赋进行整理，各省只好采纳盐斤加价、滥铸成色低下银铜币、课征酒税和契税以致对鸦片稽纳税收等阻力较小的方法来拓荒税源。和文凯也发现，独立省级财务的呈现，并不代表以督抚为主导的当地政治势力的鼓起，也不代表中心财务大权的旁落，“中心无法为各省拟定符合实践开支的定额，以习惯当地不断改变的开支需求……并导致了在定额根底上打开的财务运作功用失调。”
另一方面，李怀印也指出，不管各种新的资源罗致机制多么低效和不合理，我国的广阔边境、巨大人口和巨大经济体量，都使得短期内能够发动和抽取满意的财路，来满意中心和当地急剧扩张的出入需求，这或许是官吏之福、清廷之幸，背面却是民生之多艰、转型之不幸。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缺少充沛的革新动力，晚清财务准则的巨大惯性和慵懒，使得财务资源未能在准则革新的条件下充沛发挥潜力，形成清代国家才能打开的严重缺点。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财务转型，仅仅新瓶装旧酒的改良主义，使清朝中心毕竟失去了当地各种正式和非正式财务资源，也失去了对汉族精英实力的操控。现代财务国家的鼓起代表了国家与经济联系的一场“大革新”，转型的胜败带来国家才能的此消彼长、跌宕起伏，形成18世纪末我国和英国之间的“大分流”，以及19世纪末清朝的式微和日本的敏捷兴起，并毕竟导致清朝在列强争霸的国际形势下的毁灭。
暨南大学前史学教授刘增合在剖析各种“行走在准则表里”的晚清战时财务协济供饷形式时，发现人、准则、环境、需求等多种要素相互控制、相互影响，导致清廷“以内治外”与“表里相维”的抱负局势，往往只能是空谈与奢求。旧制转轨、新制萌发，比较之下，和文凯或许对理论构建更感爱好，以为对前史因果性的事情剖析“能够将个人的能动性、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事情的偶然性，整合到一个自洽连接的因果故事中”，然后解说“新准则怎么在充溢不确认性和互动性的前史进程中创立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和文凯在极力防止前史决定论纠缠的一起，还极力逾越商场肯定论的限制，他精准地指出“一个充溢活力、具有广泛金融网络和征收赋有弹性直接税收潜力的国内经济”，仅仅树立现代财务国家准则的必要而非充沛条件。因为国家主权的缺失、纳税人认识与代议机制的缺位、政府信誉的缺少以及有谦抑、有分寸、有敬畏、有鸿沟的政府功用的错配，晚清政府对财务次序和商场主体未能给予公平公平的维护与维护，毕竟难逃财务溃散、次序崩溃、政权消亡的周期性宿命，也向咱们展示出黑格尔笔下“君主毁灭的再三重复”。
庞溟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
香港大学经济学博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硕士，证券公司微观/战略研讨主管，从事全球及我国微观研讨、财物装备战略、定量研讨、主题研讨。爱好范畴为：转型时期我国微观经济及其微观根底；全球化布景下的中心与当地联系、国家钱银与财务系统、区域打开及区域间竞赛；财经、社科、前史等主题阅览。